扭曲的医药价格机制

面对中国现行的医药价格机制，在中国医改中，药物经济学能否发挥在国外实践中的一样效用？

“药物经济学的应用，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现行政策限制，尤其在定价领域。”当日会上，一位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人士直言，在中国目前的药品价格机制背景下，使得药物经济学一直停留在学术领域，而难以转化到政策制定环节。

如按现行药品价格规定，药品在流通环节中，采取“顺价作价”原则，即规定医院可以获取加价15%“卖出”，获得的利润作为医院运营费用补偿。

“公众拿到的药品价格，本身就混杂着医务工作者的技术劳务成本，而不仅仅是生产成本。”上述医保部门人士称，对于这种价格机制，药物经济学很难作出回答。

目前，我国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中存在多种问题。

首先，医务人员的劳动、技术、人才培养等劳务价值体现不够，导致众多医院只能通过大量消耗医疗用品和药品来获取补偿。由此诱发了诊治过程中检查繁多、用药昂贵、手术耗材剧增等问题。如在我国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中，药费占比近50%，检查和耗品占20%以上，而劳务费用仅占15%以下。

同时，“顺价加价”政策，即医院可以在进药价格上加价15%“卖出”，加剧了医院对高价药的偏好。

作为药品价格机制的另一内容——“准入门槛过低”的药品审批制度，也使得药价一路飙升。

按目前的药品审批办法，凡是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均可申请注册为新药，已上市药品改变了剂型、规格、给药途径或者增加了适应症，都可以按新药申请。由于定价部门在定价时，会考虑“新药”的研发等成本，鼓励创新，因而，这种“新药”可以单独定价或企业自主定价，也就是可以以翻倍价格上市。

“药品审批、定价、使用分属不同部门管理，部门间缺乏衔接。”一位参与会议的医改专家分析。药品市场的准入权属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而药品的定价权属于发改委和省级物价部门，定价部门在遭受“新药价高”指责时，常会把原因归结为审批环节。

市场定价还是政府定价？

针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医药价格机制，新医改方案给出一个改革原则，即一方面坚持医药价格政府管制，另一方面去探索“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

政府管制医药价格仍是新医改方案展现的主调。体现在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两方面。为了使得医和药的定价更“合理”，新医改方案分别就两方面提出了改革思路。

医疗服务价格方面，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并根据不同级别医院性质，实行分级定价。

药品价格机制改革思路是，改进定价方法——对新药和专利药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对仿制药品实行后上市价格从低制度。同时，允许开展“差别加价”(即低价药高加价，高价药低加价)探索。

而对于解决药价里含有“补医”的问题，新医改方案提出办法是，收取药事服务费，即允许收取处方费，以此来体现医务工作者的技术劳务价值。

事实上，无论新医改方案中列出哪种“合理科学”的定价方式，在医药价格机制领域，仍面临政府定还是市场定的争议。

其中，支持政府管制价格的观点不少。如中国药科大学教授马爱霞撰文表示，纵观某些国家控制药品定价的经验可以发现，实施政府定价的药品范围都比较大，例如法国95%的处方药，日本全部的处方药都在政府定价范围之内。

“许多处方药还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这不仅不利于保障人民用药权，也无法对药品市场价格实施有效干预。”马爱霞称，反观我国政府定价范围，仅为药品品种的20%，她建议应该将全部处方药都纳入政府定价范围。

然而，另一方观点，即质疑政府管制医药价格效果的声音一直不断，其中，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周其仁担心价格监管机关无法掌握行医成本和药品成本，因为，“成本调查”名目繁多、误差层出不穷。作为一个各地差异很大的大国，很难计算出一个“平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