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原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四个因经济问题被处以极刑的部级高官。新华社记者徐江善在《末路疯狂》一书中披露了郑筱萸腐败窝案以及侦查、审理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对“郑筱萸现象”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与思考令人警醒。
曹文庄
法学博士大『写』腐败文章
与许多高官栽在秘书身上一样，郑筱萸祸起萧墙，他的两位前任秘书是药监腐败案多米诺骨牌中的关键一环。
2002年，曹文庄结束秘书生涯，担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的要职。这位法学博士卷进受贿大案，值得深思。他的博士论文竟是《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选题堪称意味深长……
境外药企举报，
20万欧元受贿丑闻败露
1962年，曹文庄出生于山东，1984年从黑龙江商学院中药系毕业，分配到中国药学会工作，几经变迁，进入国家医药管理局，并成为郑筱萸的秘书。他办事稳妥城府很深的个性，很快便赢得了上至“老板”下至同僚的满意。在担任了一个时期秘书后，曹文庄担任了局办公室主任、局人事司司长等职。
2002年，曹文庄结束了秘书生涯，担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的要职。他掌管了全国药品审批文号的大权，在他所上任的那个时刻，在许多人看来，药品注册司司长是药监局最具实权的岗位，这个岗位尽管只是司局级，但其中的含金量简直无法估算。
2006年1月12日晚，时年44岁的曹文庄被中纪委“双规”。由这一天命名的“1·12专案组”开始了紧张的办案，药监系统的窝案、串案一一暴露在办案人员面前。先后查处的有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曹文庄等人的落马，缘自一家国外制药企业的举报。中国医药市场乱象丛生，使国内医药企业怨声载道，有意进入国内市场的国外药企也极为不满，市场经济规则的严重破坏打破了公平竞争的法则，使这些境外企业损失惨重，于是，一家境外药企首先站了出来，以确凿的证据在境外媒体上揭露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官员行贿20万欧元的丑闻。
一石激起千重浪。报刊、网站纷纷转载，响应者发帖予以声援，舆论闹得沸沸扬扬。这些消息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曹文庄等人进入中央纪检部门的视野。
据有关人士透露，曹文庄被“双规”后，口风很紧，与办案人员百般周旋，就是不肯吐露实质性问题。办案人员加大心理攻坚力度，晓以利害，收到成效。
2006年春节期间，已经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曹文庄态度出现积极变化，开始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交代。他找到律师，就有关检举立功方面的问题进行详细咨询。从那时起，郑筱萸进入专案组的视野，随着专案组的初步核实，郑筱萸的腐败问题暴露出来。
滥用职权，
任内办了15万个药品批号
2007年6月21日，曹文庄被押上了审判台。检方指控曹文庄在任药品注册司司长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为企业药品办理注册审批事项过程中，于2003年至2005年间，接受请托，为两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人民币150万元、美元8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约2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涉嫌受贿罪。
起诉书还指出，曹文庄在核发药品批准名号及药品审批的过程中，收受钱财，降低审批标准，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在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办理药品进口许可等方面，降低审核标准，造成药品管理混乱，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玩忽职守罪。
当时每年有上万种新药和“换名涨价药”，要由国家药监局审批，曹文庄作为药品注册司司长具体掌管这一大权，成了医药企业公关的重点对象。据悉，曹文庄的罪名与他的上司郑筱萸一样涉嫌犯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检方对其玩忽职守罪指控认为，在药监局推行GMP认证和“地标”转“国标”时，降低审核标准，造成药品管理混乱，提高了百姓的用药风险，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情节特别严重。目前全国17.2万个药品批准文号中，有15万个是曹文庄任期内办理的。
自称“清官”，
博士论文探讨“受贿罪”
案发后，在西城检察院接受讯问时，曹文庄态度十分狂傲，他说，要能把我查出问题来，中国就没有清官了。
在法庭审讯中，对于检方的4笔受贿指控，曹文庄全部推翻。对于检方的玩忽职守指控，曹文庄同样予以否认。据悉，曹文庄委托的2名律师参加了开庭。法庭上，就受贿罪名律师作了证据不足的辩护；对玩忽职守罪作了无罪辩护。曹文庄被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死缓。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采纳了曹文庄律师的一条辩护意见，即曹文庄检举揭发他人，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8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对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的死缓判决。
曹文庄没有被送上断头台，在许多人看来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他却不领情。不仅在法庭上全盘否定了检方的指控，还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清官。
曹文庄自称“清官”，不知他心目中的清官是什么样的概念。曹文庄在参加工作后，自感在商学院中药系学的那点知识实在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在政法院校攻读了法学博士，其论文竟是《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选题堪称意味深长。
权钱交易，
为“拿号王”鸣锣开道
曹文庄的案卷里，检方对曹文庄的起诉书中，明确提到关乎对他量刑的一个重要“要件”，那就是行贿人魏威——江湖上人称的“拿号王”。
魏威，别名魏涛，30多岁，河南人。早年在河南漯河从事药品批发，掘得第一桶金，获得原始积累之后，他转战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他社交能力极强，手眼通天，从而造就了他医药界响当当的人物，人人羡慕的“拿号王”。
“拿号王”的神通有多大，到底拿到了多少号？我们从魏威变戏法式的把“地标变为国标”的案例中可见一斑。
全国每年上报给国家药监部门等待审批的药品成千上万，但没有关系，没有金钱从中润滑，大都石沉大海。魏威正是看到了这一“商机”，以他的能力研制药品和生产工艺不仅难以达到，而且研制一种药需要耗费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魏威要的是立竿见影。于是，他打起了那些经过科研人员日夜奋战从全国各地上报来的新药资料主意。可是，这些资料都锁在国家药监局的保密柜里。
在2002年“地标换国标”时，他通过行贿曹文庄等人，拿到全国各省市上报药品的质量标准及生产工艺；然后以这些资料为模板，选择200余种生产厂家较少、以注射剂为主的药品，通过行贿吉林省药监局的一些官员，补回1996年前这些产品的文号；再将地方文号上报至国家药典委——“地标”于是顺利地换成了“国标”。短短两年间，魏威即拥有200多个药品批文，堪称药企“奇迹”。
表面上看，这200多个药品批文分属于两个企业，但都归魏威所有。目前尚无法确知魏威攫取这200多个文号究竟买通了多少药监官员，但其“奇迹”背后，已然有多名药监官员涉案，除了郑筱萸、曹文庄，还有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原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以及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
魏威的下一步是将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包装，然后先将筛选的这些药品通过弄虚作假变成“地标”，这就又要“劳驾”钱去“认识”省药监部门的领导，才能使这些死资料变成活“地标”。魏威不仅成功地补回了这些“地标”，还顺利地让省局将“地标”申报“国标”。
魏威还与吉林省药监局两名官员有瓜葛。2004年夏，吉林省药监局副局长于庆香、局注册处副处长陶立军相继案发。事先听到风声的魏威仓皇出境，从2005年开始，魏掌控的三家企业相继改头换面，成了外商独资企业。自此，“魏威”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工商资料中。但隐身幕后的魏威，还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2006年4月，于庆香案判决后，以为风平浪静的魏威悄然回国。2006年10月，魏威被办理曹文庄案的专案组抓获。在曹文庄的起诉书中，魏威被标明“另案处理”。目前该案尚未有结果。
设计潜逃路线，
反侦查，“叫板”检察机关
在查案期间，多封自称“业内人士”的匿名举报信中，都涉及了对厂家和药品的“投诉”，尤其是2004年到2005年期间，关于药监局的举报很多。药品的投诉自然牵扯到曹文庄，他的受贿问题一点点浮出了水面。
侦查员从2005年8月开始对曹文庄展开秘密调查。2个月后的一天，曹文庄找到药监局的纪检领导，不是交代自己的问题，而是质疑检察机关，在调查他爱人开在朝阳的一家公司时，违反了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规定。
曹文庄不愧为博士，其法学知识真正派上了用场。他自己先跳出来叫板，这不仅说明前期的秘密调查完全暴露，还透露出一个信息，检察机关面对的是一个极不一般的对手。高学历的曹文庄具备反侦查意识。在听到调查他的风声后，他很快采取对策，在调查初期就转移了办公室赃物、处理了赃款，还设计了潜逃路线。调查陷入僵局。当检察官们北上南下取证时，几乎所有涉案证人都“人间蒸发”。种种迹象表明，曹文庄心中有鬼。检察官们坚定了把案子查到底的决心。
跟踪曹文庄的侦查员发现，他经常去国贸嘉里中心健身，而埋单的人都是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的刘玉辉。办案人员发现，刘玉辉的社会交往非常多，他与多个药厂都有联系，是药监局官员和药厂之间的“金钱桥梁”。2005年11月，刘玉辉被抓获。为了让刘玉辉吐露实情，专案组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耐心开导后，刘玉辉终于交代了和曹文庄的权钱交易，还供述了另一行贿人魏威。
一天下午，魏威的奔驰车从小区开出，直奔机场。蹲守的侦查员果断决定开车追赶，同时紧急从看守所提出刘玉辉到机场认人。到达机场，开奔驰的男子换取了登机牌。航空公司提供的乘客名单显示，该男子叫“魏涛”，他要乘下午5点的飞机去郑州。然而，随后赶到机场的刘玉辉说“魏涛”就是魏威。在航班飞行的一个半小时内，检察官们安排了抓捕方案，最终抓获了魏威。曹文庄的案情由此发生重大转折。审讯时很快就突破了曹文庄的心理防线。
郝和平“高尔夫”把他推向受贿泥潭
郑筱萸的另一位秘书是掌管中国医疗器械进入市场审批大权的郝和平，他在国家药监局任医疗器械司司长。
综观检察官对郝和平夫妇的指控，可以发现他们犯罪的手法既原始又拙劣，与那些百万、千万的贪官相比，受贿的数额也不算大。正是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好，把他推向收受贿赂的泥潭……
三项指控，案情明晰
郑筱萸的另一位亲信就是掌管中国医疗器械进入市场审批大权的郝和平。
在同事们的眼中，郝和平是一位身居高位、对下属十分严厉、做事一丝不苟的司长，他平日里少言寡语，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在国家药监局，他与曹文庄称得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均可以直接越过主管局长向郑筱萸汇报请示工作，郑的一些事只要交代给他们两人，立马照办。
郝和平年长于曹文庄，属于“文革”中上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分配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从1980年起，他调入国家医药管理局。郑筱萸到北京担任局长后，他任职过一段时间郑筱萸的秘书。1998年出任医疗器械司司长。
2005年6月，郑筱萸被免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作为郑的亲信，他的命运迅速发生重大转折。半个月以后的7月8日，“郝和平被检察院带走了！”消息立即传遍中国的药监系统。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郝和平有期徒刑15年，以受贿罪判处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有期徒刑5年。
综观检察官对郝和平夫妇的指控，可以发现他们犯罪的手法既原始又拙劣，与那些百万、千万的贪官相比，受贿的数额也不算大。尤其是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好，把他推向收受贿赂的泥潭。
收受金卡，
“打飞的”到全国玩高尔夫
在三项指控中，第一项是郝和平伙同妻子以房屋装修为名，向山东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陈某索要贿赂20万元。
2004年的夏季，老朋友陈老板盛情邀请郝和平夫妇去威海度假。接风酒宴席间，郝的妻子付玉清说：“在北京新买的房子还没有钱装修呢！”精明的陈老板立即接过话茬儿：“那好办呀，你们回去开个账户，我就把钱汇过去。”
回到北京，郝氏夫妇当真在农业银行以付玉清的名义开了账户。陈老板很快便把20万元现金打入这个账户。
检察官指控郝和平利用负责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审批的职务便利，为浙江、上海、陕西、广东等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价值26万元的广州本田雅阁牌轿车和价值50多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共3张。
在他收受的贿赂中，用于这项贵族运动的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就高达50万元，占了他受贿款的一半。
郝和平像在城里打的一样乘着飞机在全国各个地方飞来飞去，只要听说哪里有高档的高尔夫球场，他会立即飞去体验球场的好坏。
许多药商们都知道郝司长的这一爱好，与药商们探讨高尔夫球场的优劣也是郝和平的一大爱好。
“法盲”司长，
非法“笑纳”5把枪
贪官中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而被问罪，郝和平恐怕还是第一人。
广州的一家公司通过朋友认识了郝司长，并请郝司长帮忙解决了一些问题。郝司长帮了公司的大忙，一定要有重谢。公司的王总动用了自己的所有关系，详细地了解了郝司长的家庭、爱好，当他得知郝和平对金钱美女并没有特殊兴趣，而对各式枪支兴致极高时，便知道如何投其所好酬谢他了。
王总让手下广为收集，出资购买了气手枪、转轮气手枪共5支，还有一些子弹。一切准备妥当，王总带着礼物找到郝和平，当一支支崭新锃亮的枪支摆在郝和平面前时，他禁不住心花怒放，不假思索笑纳了。
案发后经鉴定，这些枪均具有杀伤力。郝和平因此获罪3年。法庭上，昔日的郝司长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潇洒以往的贵族气，双眼微闭，面色土灰满脸的丧气，当法官请他回答为何非法持有枪支时，他缓缓地说，自己对我国枪支管理的规定一无所知……
“奥美定”案，一手遮天
郝和平腐败案揭露出来后人们发现，这些年来，他在医疗器械审批方面大有一手遮天之势，除了郑筱萸，他就是医疗器械审批的老大，该批准的不及时批，不该批准的只要投其所好，一律放行，凡其批准的器械即使“出了事”，也能得到他的庇护，化险为夷。
“奥美定”即是典型一例。自从“奥美定”进入中国市场，就不断接到用户投诉，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通报称：3年间，共收集到与注射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有关的不良事件监测报告183份。与此同时，围绕以此为主要成分的“奥美定”，消费者与厂家、医院对簿公堂。
“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是产品化学名称，1997年12月，经国家药监局批准，乌克兰英捷尔法勒公司生产的聚丙烯酰胺，可作为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在中国出售和使用，商品名曰“英捷尔法勒”。
1998年9月，乌克兰方面与富华终止合同，其进口总经销权交给吉林敖东公司。次年4月，吉林富华英捷尔法勒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将“英捷尔法勒”5个字从原来的经营范围中删掉。与此同时，公司自称研发出新产品，取名为“奥美定”，其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酰胺水凝胶。1999年12月经国家药监局批准试生产，2000年12月正式批准生产。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赵华参与了调查，讲述了“奥美定”轻视人生命价值的惊人内幕。
电视台的记者们在调查时发现，“奥美定”之所以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手握国家医药监管部门的尚方宝剑。按规定，生产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用材料，要经过严格的基础研究、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其中仅动物实验中的植入实验一项，最短观察期在一年以上。而富华从对外宣称要独立开发同类产品到产品获准，不足一年。人体实验最短观察期要两年，可它只做了7个月就获准上市。
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批准它上市的？1999年12月15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其生产、销售和临床使用；仅隔13天，也就是同年12月28日，《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就高调出台，实际上是为了抢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出台之前把“奥美定”批下来，否则很难审批。
自从“奥美定”进入中国市场，就不断接到用户投诉，可是，神通广大的富华公司公关能力极强，它可以使国家药监局为这一投诉不断的产品开禁。
2003年7月23日，深圳药监局对富华医院发出了整改通知，要求“即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医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奥美定）。”但该局递交深圳市人大的一份报告称，对方“对此不予理睬”。富华医院敢如此蔑视国家执法单位，原来他们有更硬的后台。
深圳药监局稽查大队队长柏晓斌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们当时打了报告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打了一个电话说，富华情况特殊，可以用。”
郝和平已因涉嫌商业贿赂被刑拘，他与“奥美定”的关系已经真相大白。
需要提及的是，至2004年12月28日，“奥美定”所获批文已到期。次年年初，二次批准一事已被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提上议程。在历经几次专家论证之后，于2005年5月左右再次获批。
1997年12月，国家药监局就批准了中国富华公司进口“英捷尔法勒”，但到1998年3月2日才取得该产品的检验报告。赵华认为，“奥美定”泛滥成灾，根子在违规审批，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纠错作用，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
在“奥美定”的泛滥中，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媒体被摆平，受害者被监控，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
跟时间赛跑，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金钱。于是，一场缩短审批时间的游戏在药企和药监部门之间展开了，药企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审批时间降到最短；于是巨大的寻租空间产生了。药企们以金钱开道，各种手段都派上用场，为的就是把介于二三类之间的医疗器械以一类申报加快审批。
国家药监系统的窝案、串案揭露出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主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既大得无边，本应公正的审批程序又混乱得不能再乱，报上来的申报材料批不批、何时批，完全由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掌控。
制度的漏洞给予他们巨大的寻租机会，个人的操守决定了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一位药企朋友在介绍他所了解的潜规则时说，约60%的成本用于跑关系，其中约20%给医院，40%给药监、工商等相关部门。“奥美定”让人们认识了药监局审批的混乱和腐败的猖獗。
“血浆”事件，牵出大案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负责查办曹文庄、郝和平案的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们，“把每一个细胞都投入到了反贪工作中”。
2004年，一件人命关天的举报信引起了检察官们的注意——
北京有家企业生产了被污染的血袋。成都市血液中心从该企业购买血袋装血后，血浆全部被污染。血浆被污染，事关人的生命。信中写道，劣质血袋的合格证是郝和平审批的，郝和平收受血袋厂5万元贿赂，帮助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郝和平受贿的线索进入检察院反贪局的视野，但是，如何将举报落到实处？一时间，案件的追查陷入了僵局。
按照常规，检察官们对郝和平进行了初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郝和平受贿。药监局纪委甚至还反映，郝和平主动上缴了一张1万元的购物卡，并称是到血袋厂了解情况时，对方给的卡。
检察官们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一个线索一个线索地排查，一个疑点也不放过，他们终于从一辆轿车打开了突破口。郝和平名下有一辆从杭州购买的广本轿车，其妻名下还有一笔从山东汇到北京的20万元汇款。
追踪溯源，轿车给办案人员带来了希望。经过辗转侦查，广本轿车的真正购买者——杭州某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王董事长浮出水面。
那还是若干年前的一天上午，杭州城里迎来了手握医疗器械审批重权的郝和平郝司长。作为一家以生产医疗器械为主要产品的企业，负责监管的上级主管部门司长的到来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王董事长精心做了迎接的准备，小心翼翼地把郝司长请到企业考察。
王董事长在介绍情况时，有意无意间介绍了企业在经营医疗器械的同时，还“兼职”做点汽车生意。回到北京不久，郝和平给王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寒暄之后，谈起了公司兼营的汽车生意，谈起自己对汽车的爱好，透露了能否帮忙买辆车的心思。王董事长心领神会，正愁找不到与郝司长拉近距离的机会。郝的“暗示”没几天，一辆本田轿车就从杭州出发驶向了北京。当崭新的轿车停在郝和平面前，他喜不自禁。至于买车款的事，他从没有提过。
专案组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仅用3个月就查清了郝和平案的情况，最终将他送上法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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