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网讯 　　3月2日，对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中新网3月2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歌所蕴含的道理恰好可以用到这里。或者还可以粗俗而形象地表达，屁股决定脑袋。这些政协委员的发言是权利也是义务，笔者虽不赞同，但是尊重并欣赏。我们就需要这种代表某种利益发言的勇气，但是，前提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因此，笔者作为场外的看客却不是闲人，非常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义务——代表（自封的）承受着“看病难看病贵”之痛的民众发言。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副院长徐勇介绍说，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长时间等待看病也是现实问题，非急症病人几个月看不上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与国外相比，中国患者如果在当地就医并不算难。他准备了一个“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的提案，并解释说，“各省市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看病难’的标准，根据病情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医院看病，医院要多长时间治疗、治疗到什么程度，都有相应规定。如果超过这个规定，视为‘看病难’。如果病人从新疆跑到北京看病，那就是难。但这种难，超出了基本医疗的范畴，不能在抱怨的范围内。”

　　徐勇委员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发达国家存在同样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不算问题。发达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存在的问题未必就是我们参照的对象。“看病难”的存在如果是合理的，那么只应是一种可能，即相关部门、医院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努力去改变现状而仍然无法改善，请徐勇委员扪心自问我们的一些机关和医院做到了吗？第二，制定“看病难”的标准，不符合标准就不能抱怨。这种思维很可怕，首先，抱怨是一个人的权利，只要不搞人身攻击、不恶意诽谤、不凭空捏造，那么无论言辞有多么激烈，这都是允许的。毛主席早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怎么竟要禁止抱怨？如果那样，只能退步倒古代专制社会的“道路以目”的地步或“文革”中众人撒谎的局面。其次，果真要制定这标准，如何制定，谁来制定？如果仅仅是部分医学专家闭门造车式的“科学论证”，那么何谈公允性与公信力？如果要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那么民众的意见已经有了一些表达，为何还要视而不见？笔者并不想概念化地美化民众，民众本身具有不理性的趋向，但是究竟谁应当对这种不理性负责？医生与病人及其家属，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必须依靠双方的协力构建。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委员也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有多方面原因，高标准的需求是其因素之一。他说，医疗与其它商业服务不一样，买电器可以量入为出，但最穷困的病人也希望寻求最好医生的最佳治疗效果。这种心理预期的结果就是倾其所有看病，这对多数人来说，导致的就是费用难以承担。

　　对李玉峰委员的高见，笔者也实难苟同。买电器是为了享受，而看病是为了健康甚至生命。前者是为了追求生活的高标准，而后者是为了维持生存的底线，二者怎能如此等同？一个穷人如果自不量力地要买高档家电可能会招来众人的一番讥笑，但是如果他患了重病希望得到良好的治疗，我想不会有人认为他的想法不合情理，即使为了挽救他的生命需要一笔天价的治疗费，毕竟每个人对于生命都应当有平等的渴望。一个人假如对自己的生命极端珍视的话，那么他就应当承认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权利，无论他是贫贱，还是富贵。美国法学家德沃金认为，国家应当致力于对每个人给予平等的关切，这是一个政府至上的美德。笔者认为，对生命的平等保护就是这种至上的美德的最低要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全民医疗保障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中间，看不起病的现象还比较常见，但是存在绝不就是合理。如果无视穷人的医疗要求，那么无异于承认人的生命是有高低贵贱的，富人因为有钱治病在这个世上长存是合理的，穷人因为无钱治病从而速死也是合理的，长期被抛弃在社会医疗保障之外的农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这样的处境同样也是合理的。透过李玉峰的高见，笔者几乎看到了他那深入骨髓的高傲与冷酷。

　　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登岗委员认为，“看病难”事实上是“看名院名医难”。中国有很多中小医院看病并不难，甚至医生在等待病人上门。对此，笔者不愿再多加评述。不否认他及其以上两位委员理由的合理性，但是也希望他们不要只看一叶不看泰山，不要以偏概全、混淆视听，不要把后现代的问题放在前现代的中国来说，一切只等医疗资源分配得再均匀一些、每个人的生命都获得了平等的保障之后再说。

　　最后，再赠予这些委员们一句话，除了屁股决定脑袋，还有良心决定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