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

　　其实，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在医药卫生界，很多人都持有类似的看法。道理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作为城市大医院的医生，很难像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一样，深切地体验到看病难、看病贵的痛苦，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必然的。

　　在中国，讨论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国情。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城乡和地区之间差异巨大，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忽视了这个前提，往往就会一叶障目。

　　首先，中国看病究竟难不难？

　　如果问农民，他们一定会说难。在广大农村地区，缺衣少药仍是相当突出的民生问题，有的地方一个村没有一个医生，一个乡没有一台B超，甚至连很多县医院都破败不堪，几十年都没有一个本科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一旦有了重病，只能千里迢迢到城市，看病岂能不难？如果问城市居民，他们也一定会说难。有的卫生界人士认为，看病难主要是到大医院看专家难，如果居民都到社区和基层医院看病，一点都不难。其实，这个道理谁都懂，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医院的水平相差过于悬殊。社区和基层医院固然不拥挤，但医生的水平较差，误诊率偏高，很多小病被拖成大病，让人无法放心。因此，很多老百姓宁愿到半夜到大医院排队，就是为了得到一纸准确的诊断。而即便是在大医院，很多普通医生也不具备诊断能力，有的只是开单开药而已。所以，作为患者，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一个可信的专家，并非过分之举。

　　由此可见，看病难不是因为“患者求医标准过高”，而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地区差距太大、优质人才短缺。所以，解决看病难，既不能强求患者降低标准，也不能强制推行社区首诊，而要靠增加卫生资源总量，加快优秀人才培养，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假如中国有一大批像协和那样高水平的医院，“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自然就会消失。

　　其次，中国看病究竟贵不贵？

　　有人说，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看病一点都不贵。其实，贵与不贵是相对的。如果以美国的工资标准来衡量，中国看病自然是便宜。但是，如果以中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来衡量，中国看病就很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在过去的一年中，总的自费医疗支出超过了家庭一年中非生存必需支出（总家庭支出减去食品支出）的30%，就可以把这个家庭定义为发生了灾难性医疗支出。以此推算，在我国城乡居民中，每年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超过10%。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医疗保障水平不高，居民个人医药负担太重。在2007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比例为20.3%，社会支出为34.5%，而个人支出为45.2%。而根据专家测算，较为合理的比例应为政府、社会和个人分别为30%、40%和30%。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刚刚起步，保障能力有限，自费部分偏高。一旦遇到重病，很多农民还是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两周内新发病例未就诊比例为38%。在未就诊病例中，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比例为21%，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

　　看病贵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公立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过度医疗行为屡禁不止。有的医生为了创收，在治疗上“只选贵的，不选对的”，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无端加重了患者负担。例如，一个人患了感冒，美国医生基本不会开药，而很多中国医生则要开数百元的药，包括本该严格使用的抗生素，这难免让人发出“病不起”的感慨。

　　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是不争的事实，它既符合大多数人的感受，也符合实际情况。所谓“看病不难也不贵”的说法，就如同古代晋惠帝听说有人饿死，竟然说“何不食肉糜”一样可笑。而所谓应该给“看病难、看病贵”下定义、立标准的说法，更是荒谬之极。当前，全民期盼医改方案即将出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将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与其坐而争论，不如多为医改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