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改委决定从3月28日起降低部分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平均降幅为21%，预计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近100亿元。据统计，此次发改委降低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已是近7年来第27次。但有市民表示药价多次下调看病却依然贵，业内人士也指出，有些廉价药一降价就消失，医院还是开贵价药。（3月8日《广州日报》）

这次药品降价所涉及的品种、剂型规格不可谓不广，降幅不可谓不大。然而，很多普通公众似乎对这次药品降价不怎么感冒。因为这已经是近7年来发改委发布的第27次药品“降价令”了。从此前26次药品“降价令”的推行效果看，不少公众普遍反映并未获得多少实惠，药价虚高、看病贵难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为何近几年来前后多达20多次的药品降价令每次都让普通公众空欢喜？屡屡沦为没有产生多大实效“空降”？究其原委，主要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某些药品一经降价成为廉价药就会遭到医院弃用。其二、药企停止生产降价药品，然后将其重新包装、改头换面后再以新药的名义通过审批再高价上市。这样一个让人无奈的恶性循环反反复复的上演，广大公众自然无法从这类药品降价令中获得多少实惠，反倒是由此滋生了几分对此类药品降价令的失望和质疑。

笔者以为，要破解药品降价令难获实效这个难题，最关键的地方是堵住新药审批不严格的制度漏洞以及医疗机构实行医药分离。然而，在国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短期内难以完善的具体国情下，要让纠结着诸多强势集团利益的新药审批制度短期内完善、并且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并不现实。因此，从药品的消费渠道上着手更容易找到破解“药价空降”的突破口。众所周知，在药品的生产和销售环节中，药品的生产和在药店中销售渠道已然充分的市场化，可是，作为药品主要消费渠道的公立医院在医药行业中实际上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搞好公立医院的医药分离改革才是控制药品价格虚高的关键。

首先，要明确政府投入在公立医院总运行成本中的合理比例，充分保障公立医院不必依赖卖药获得生存和发展。目前，各级政府仅在社区等基层公立医疗试行收支两条线、药品平价销售等彰显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改革。绝大部分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依然主要靠创收维持运转。如果这些公立医院失去了占其总收入通常高达50%以上的药品收入，那么大多数公立医院势必将无法维持正常运转，更谈不上有所发展。

其次，通过规范、严格的药品管理和使用制度控制医院药品滥用问题。目前，公立医院普遍存在着医生对药物的选择使用缺乏规范合理、任意性大等问题。从众多医药代表频繁的出入公立医院中对医生展开各种公关便可见一斑。其实，要有效束缚住医院及医生通过开药牟利的手并不难。在公立医院中严格的执行控制药费在总收入比例制度、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的医疗卫生服务进行科学合理的量化考评、将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与医务人员的收入挂钩，并以此为政府投入的主要依据……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早就存在，只是需要得到不折不扣的有效执行。

再者，医院合理用药还需要公众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不少患者总是不由自主地相信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特效药”疗效比廉价的国产药、常用药疗效好。这种不求最合适、但求最好、最贵的用药心态不但会促使贵重的药物被更多的使用，也会使那些价格低廉、疗效确切的常用药物失去用武之地。这种不正常的用药观念不仅推高药价，更会让药企失去生产廉价药品的动力。

总而言之，发改委7年26次发布药品降价令之所以收效甚微，主要阻力不在“药”而在“医”。要让药品降价令真正惠及广大民众，唯有切实的保障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完善其用药管理制度，并且辅之以“技”养医替代以”药”养医、允许医生多点执业、鼓励各种社会资本办医等相关措施不走样的有效实施。（张海通）